第三次紧急迁坟公告

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现代化蓝图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日本、德国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苏联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有的人认为美国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

所以，如今仍存在的关于法律行为属性的争执，萨维尼应算得上是始作俑者。反倒是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中，萨维尼就已明确说明法律行为不具有规范性，即这种意志的能力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是客观法的渊源。

[59]Cfr. F. Gazzoni, Manuale del diritto privato，op. cit.，p.779.[60]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65.[61]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625。[46]然而，凯尔森的理论应是受到了一种实质悲观主义的哲学方法的影响，在立法授权与国家意志的强制授予的观念中，它要求私人依国家意志善良行事，否则，应通过强制执行来贯彻这种国家意志的具体化。[69]所以，学说史中那种偏执地从彻底的自律（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或他律（凯尔森的理论）的角度来论证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两种理论，均不能令人信服。意志自由、私人自治不仅否定了旧的制度的关系，而且创造了新的民法法律关系和义务并使之合法化。针对私人意志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法律行为的主观论和客观论在不同的法哲学立场下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说。

人们订立契约，并不是因为法律要求如此，而仅仅是因为，契约当事人有此实际需要。承认之前或承认之后，私人的意志行为（法律行为）的性质从未发生变化。当事人的私生活是指当事人的私领域或家庭领域。

另外，为了保障立案公开，200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公开措施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庭审公开，而是扩大到了人民法院的所有事务的公开。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庭内的秩序。依法公开原则从两个方面作了规定：既要依法切实保障当事人知的权利。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若干意见》还是给了新闻记者更多的机会行使采访权。在立法方面，我国近年来分别颁布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中办发[2002]17号文）和《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等一系列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的政策规划，尽管这些政策规划明确了电子政务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却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摘要：中国司法公开经历了2004年以前的庭审公开时期、2004年到2008年的有限司法公开时期、2009年以后的全面司法公开时期。而从上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浪潮，将法院公开的范围大大拓展，远远超出了审判公开的范畴。在这三种情况下，法庭可以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年）也规定了审判公开的内容：要求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再审。《若干意见》还要求坚持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三原则，应当公开审理的，必须公开审理。当事人提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当事人意见、社会一般理性认识等因素，必要时征询专家意见，在合理判断基础上作出决定。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一做法正在受到公众知情权的挑战。

第一种例外中的这三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的限制成份民主社会，即只有在民主社会的原则被遵守时，才能导致法庭审判的不公开进行。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试行）》为司法公开与司法监督结合提供了特殊途径。

第四，规定了审判公开的保障措施。2010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就庭审活动录音录像问题作了规定。

三、中国司法公开的救济和保障（一）我国目前对违反司法公开的救济不足司法公开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如果没有有效的救济机制和保障措施，那么，司法公开仅仅是一纸空文，无法真正落实。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为此，2006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2006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在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方式和范围方面都作了新的改革。为此，法院在推进司法公开过程中，应当特别强调网站的建设，并注重加强网站版面设计，提高网站的简洁性和易用性，注重信息公开上的便民性，定期检查网站运行情况，维护信息链接的有效性。遗憾的是，这一法规的所指的信息公开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不包括法院等其他机构，所以在我国要求法院公开司法信息的请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这些原则的基础是国际及地区性法律和标准，也包括国内法律和标准（尤其是国内法和国内法院司法实践中体现的准则），以及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普遍原则和法律。

除了变小公开为大公开之外，《若干意见》另一个较为突出的亮点是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的三原则，即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和全面公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及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均可以轻松使用、查询。

调研和测评结果显示，高级人民法院总分排前五名的依次是：海南、上海、广东、江苏和北在测评的43个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中，总分排前十名的依次为：深圳、厦门、成都、宁波、长沙、广州、海口、无锡、杭州、徐州。43个较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有39个中级人民法院建有网站，占90.7%。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已经逐渐完善，建立起了一套中国特色的司法公开规则，但是，还应当看到的是，这还只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框架，还有很多规则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此我们可以举例说明。2007年1月17日由国务院通过，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这是我国信息公开开始立法的标志。

这种情况到1999年有所改变，1999年3月8日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就公开审判问题进行规定的文件，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公开审判的含义是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一切工作都应当纳入公开的范围，这为由庭审公开走向司法公开提供了理论依据。2012年2月20日《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发布，报告披露，司法透明受到各级法院的重视，网站正在成为法院公开信息的重要平台。犯罪记录被封存后,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8—2009：网络世界的灵活性》 中也指出，要实现无所不在的服务提供，需增强系统连接性的宽度和深度，从流动性走向无处不在的连接。党中央、国务院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由朱镕基任组长，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吴邦国、曾培炎为成员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构，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决心和力度。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被调研的26个高级人民法院100%建有网站。

2007年6月4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这是继1999年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后，第二个由最高法院就审判公开问题出台的司法解释。总体来看，此次除庭审直播录播问题有所调整外，其他两方面均未作修改。

1994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11、12条规定：辩方和媒体有权利在最大程度上知悉进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对此理由有保密的义务），并有权对这些限制提出抗辩。在前述美国的法院记录公开的历史上，为了实现公众知情权，美国法院作出了数字记录应当向公众公开的宪法裁决，国会也通过了法律要求法院公开电子记录。国际非政府组织第19条组织 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第19 条原则）中提出一套原则，确立了信息权立法的最佳实践标准。为了保障和规范司法信息的发布，2010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最高法院为例，2003年，中国法院网承接了最高人民法院库存档案数字化处理工作，经过三年半的努力，使建国以来的每一份档案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轻松检索调阅。上述规定可以就法官与媒体交流的方式作出规定。

二是对于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也应当在立法中有所回应。司法公开是世界各国司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何避免非此即彼，使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能更好的和谐共处，相互协调呢？1994年8月18日—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研讨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规则是在对国际公约中关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内容的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具体实施措施。